消费者在眉州东坡(国贸店)就餐,摄影:周沫
和合谷品牌外卖业务负责人孙越表示,疫情期间,堂食门店的生意迎来低谷,现在已经强劲反弹,据了解,其部分门店堂食已经恢复到80%。“按照这个复苏速度,在春节前后,就能达到这三年中最好的状态。”孙越说:“当然若要完全恢复到2019年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曙光已现。今年春节,我们已经在线上推出了两款新春合家欢套餐,春节后会同步上线‘开工大吉套餐’,预计会迎来一波新订单量的增长。”
另一家北京餐饮品牌“潮粥荟”则表示,不管是商场店或者单独的门店,在今年春节期间都坚持线下线上不打烊。“我们将全力以赴,在春节档赢得开门红。外卖用户下单年夜饭套餐,会重点考虑家里老人、小孩的口味,因此粤菜非常受欢迎。餐厅将增加2倍人手,专职负责外卖打包。”潮粥荟负责人王霞介绍,“我们的堂食和外卖都坚持一锅一煮,有专门的保温配送盒,能够保证口味,让市民足不出户也可以吃到热乎乎的粥”。
拐点已至 线上外卖和线下堂食迎来双增长
“通过近期的年夜饭预订等数据,我们发现线上订单较快增长的同时,线下消费也在加速恢复。今年春节预计是一个行业消费复苏的拐点。”胡大饭馆运营负责人张胜滔介绍。
以经营夜宵场景为主的胡大饭馆,决定抓住兔年春节这一拐点,尝试新的经营机会,在线下、线上都开拓了丰富的年夜饭套餐供市民选择。“为稳岗留工,我们鼓励员工就地过年,安排错峰休假,春节还为在京人员准备了开工红包,让大家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餐饮门店的堂食在快速复苏。而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外卖订单也保持着兴旺状态。餐企商家们正在摆脱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发力线上线下双主场,将特殊时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进一步放大,则是不少商家认为餐饮行业能够较快复苏的原因之一。
眉州东坡外卖负责人王铮介绍,2022年6月到12月,自品牌推动线下线上“双店长”以来,外卖业务同比提升30%以上。因此,公司的“双店长”制度于2023年1月份全面落地,包括门店岗位、政策福利等都会统一安排。眉州东坡“双店长”的新尝试,实际上也是后疫情时代餐饮行业“双主场”发展的一大趋势。“以前门店人员可能只会外卖打包,现在对各种外卖运营策略都非常熟悉。疫情期间不仅外卖占比不断提升,更为品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外卖人才,这也让我们有底气将外卖和堂食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春节期间,在外卖服务上,我们会配备充足人手,由专门的店长负责跟进用户服务体验,保证市民足不出户也能品尝到新鲜、好吃的年夜饭。”
外卖骑手从眉州东坡门店取餐,摄影:周沫作为一家北京知名餐饮品牌,和合谷的门店数从2019年的110多家上涨到目前的200余家,实现了逆势增长。这离不开和合谷三年以来深耕线上线下“双主场”。和合谷孙越介绍,一直以来,和合谷将打造高品质产品以及为顾客提供好的服务放在首位。以外卖为例,和合谷会对所有订单评价展开多维度的分析处理,做好与用户互动,并在餐品、餐具研发上不断发力。比如商家有几类定时定温的自研设备,能够减少人工误判,保证出餐品质的稳定性。打造“外卖实验室”,每季都会推出新餐品以满足消费者尝鲜需求。“做外卖帮助我们留住了老用户。随着门店生意的加速复苏,不少线上用户也成为了堂食常客。”
为了更好地帮助餐饮商家经营,美团外卖也基于季节特点以及消费趋势,上线“冬季吃点好的”等多场营销活动,助力商家增长。同时推出“外卖管家服务”,由具备专业数字化运营能力的外卖运营师为受疫情影响的餐饮商户提供一对一帮扶,服务涵盖经营诊断、店铺装修、餐品设计、活动策划、推广营销、运营优化等六项内容。
面对行业的“确定性增长”,众多餐饮商家铆足了劲,希望能够抓住春节这波复苏红利期,添柴加火,助燃“人间烟火”。业内人士表示,除了节日消费促进作用外,餐饮行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快复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线上外卖与线下堂食相互促进,为今年餐饮复苏增添了新动力。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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