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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供图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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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自我燃烧的火种，照亮烈士“回家的路”******

　　照亮烈士“回家的路”

　　■李角和杨仁帮中国国防报记者郭冬明

　　千秋英雄气，浩然天地间。

　　前不久，家住江西省乐平市临港乡九墩村的王松根，在好心人程雪清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叔父、志愿军烈士王明的埋骨之地，圆了一家人多年的心愿。通过程雪清提供的线索，王松根还原了叔父生前战斗足迹——

　　1953年，任志愿军54军405团警卫员，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金城战役中不幸牺牲，埋骨他乡。

　　今年47岁的程雪清，也是乐平市人。近年来，他先后为14个省(自治区)184位烈士找到了“回家的路”。

　　“只要有一线希望，无论困难有多大，都不能放弃”

　　2009年，程雪清投资失败后，以手机贴膜为生。闲暇之余，他积极参与助残和救援公益活动，为平凡的生活注入了一抹不平凡的色彩。

　　一次，程雪清在整理家中旧物时意外发现一张新四军复员证复印件。从模糊的字迹中，他辨认出这是外公徐文根的复员证。

　　“对外公的印象几乎空白，只知道他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程雪清告诉记者，他出生时，外公已经去世，父母对外公军旅经历知之甚少。

　　外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要深藏这段参军经历？带着一连串疑问，程雪清踏上了寻访之路。

　　起初，程雪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前往乐平市及周边县市档案馆查阅资料，均无功而返。他把外公的复员证复印件发到网上，仍石沉大海。

　　正当程雪清觉得“山穷水尽”时，同为新四军后人的乐平市委党校教师徐伟带来一则好消息，让他顿感“柳暗花明”。

　　原来，徐伟看到程雪清发布的信息后，把相关照片转发给景德镇市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张红生。格外热心的张红生，利用寻亲微信群发动志愿者帮助寻找，并联系到开国将军刘毓标的儿子刘华苏协助查找。

　　经刘华苏查阅相关资料证实，程雪清的外公徐文根于1944年参加新四军，编入新四军华中军区，随部队转战多个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身体原因，他经组织批准复员回到江西乐平老家。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每一个英名都值得永远铭记。”程雪清在寻亲过程中，发现还有不少烈士埋骨他乡，因留存的信息残缺不全，甚至有的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从那时起，他决心为这些烈士找到“回家的路”。

　　一天，一位叫彭大华的老人，突然敲开程雪清家门，请他帮忙寻找自己的外公。

　　彭大华的外公叫黄万生(后化名田英)，曾担任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跟随方志敏北上抗日后，音讯全无。

　　新中国成立后，彭大华父辈得知外公牺牲在战场，对于在哪里牺牲、安葬在哪里等细节，无从知晓。父辈们几经周折、多方寻找，均未能如愿，带着遗憾离世。“如今，我也老了，我想在余生了了父辈的心愿……”彭大华拉着程雪清的手，含着眼泪说。

　　接下来几天，程雪清多次前往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档案馆查找线索，但仅查到了彭大华外公的入伍记录。

　　一个偶然机会，程雪清在旧书网看到一本名为《武山雄鹰》的烈士史料。当他翻到第3页时，赫然映入眼帘的是“田英，又名黄万生，安葬在江西省都昌县大港镇烈士陵园”。他立即与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系，后经反复确认，田英就是黄万生烈士。

　　这是程雪清为烈士寻亲取得的第一次成功，也正是这次成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此后，他常常对自己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无论困难有多大，都不能放弃。”

　　“我们两代人找了您50多年，今天终于如愿了”

　　“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搜集更多烈士和烈士后人的信息，帮助他们圆梦。”程雪清告诉记者，他利用工作之便，先后建立并加入了100余个微信群，添加包括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及社会志愿者等9000多个好友。与此同时，他还加入乐平市新四军研究会，牵头负责为烈士寻亲工作。

　　经过实践探索，程雪清总结出一条运用互联网寻亲的“三步法”。第一步，通过微信群收集烈士英名墙、墓碑等图片信息，前往中华英烈网、烈士纪念网比对核实，确认烈士身份；第二步，根据比对核实情况，协调全国各地志愿者前往烈士籍贯所在地进一步核实，并寻找烈士后人；第三步，依据烈士后人提供的信息，与烈士生前所在部队、入伍地档案馆和民政部门等再次核实、反复确认。

　　随着寻亲路不断拓展，好消息也越来越多：陕西城固的袁志清烈士、河北邢台的王杰烈士、山东梁山的宋崇贵烈士、四川青神的郑开荣烈士、湖南株洲的颜家龙烈士等，先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

　　“因方言、笔误、地名以及行政区域变更，导致一些基本信息有偏差，加之不少烈士没有后人，让很多烈士‘回家的路’，走得异常艰辛。”说起烈士寻亲的难处，程雪清面色凝重。

　　2021年5月26日，福建的烈士后人朱寿媚辗转联系程雪清，希望帮助确认他叔叔朱家福烈士的身份信息。据朱寿媚介绍，朱家福曾服役于志愿军20军59师175团，1950年11月在抗美援朝战场壮烈牺牲。朱家福的事迹在家乡家喻户晓，但因缺乏证明材料，当地革命烈士英名录中并没有朱家福烈士的名字。

　　了解情况后，程雪清通过寻亲微信群，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团革命烈士登记表》。经核实，表中“朱介福”和“朱家福”信息基本一致。原来“介”和“家”两个字在当地方言中，读音差不多，导致记录发生了偏差。据此，当地有关部门很快将朱家福烈士纳入新修订的烈士英名录。朱寿媚在写给程雪清感谢信的信封上，饱含深情地写下“恩人”两字。

　　还有一次，程雪清从福建省泉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来的求助信息中得知，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廿七君庙供奉的27位烈士之一饶文全，在相关部门移交的资料上，填写的是“江西省何登乡乔头村人”。

　　当时，程雪清查遍了江西所有地名，也没找到“何登乡乔头村”。紧接着，他查找与之同音或谐音的地名，最终在江西省会昌县找到读音近似的地名“河墩乡桥塘村委会”。

　　程雪清第一时间与会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取得联系，经多方核实，“何登乡”就是现在的“河墩乡”。后来，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帮助下，他找到饶文全烈士过继的后人饶龙福。

　　“爷爷，我们两代人找了您50多年，今天终于如愿了。”寻亲成功后，51岁的饶龙福带着家人第一时间前往廿七君庙祭拜爷爷饶文全。

　　“每一次寻亲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参与其中，我才是被照亮的那个人”

　　手机贴膜生意，是程雪清一家四口的生活来源。

　　为烈士寻亲难免会影响生意，程雪清的妻子忍不住埋怨：“一天到晚不着家，你到底图啥？”

　　对此，程雪清耐心解释：“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应该坚持走下去，哪有半途而废之理？如果我放弃了，不但对不住为国捐躯的烈士，更对不住烈士的后人。”

　　慢慢地，程雪清的坚持，得到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他的3个侄子和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也加入了他的“寻亲团”。

　　程雪清的善举，引来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一些公益团体和爱心组织主动提供寻亲经费，被他一一谢绝。

　　“我为烈士寻亲不图名、不图利，就是希望烈士的事迹代代相传，让世人永远不要忘记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程雪清说。如今，他每天仍坚持上午9点出摊、晚上9点收摊，稍有空闲就打开微信寻亲群，分享信息、梳理线索。

　　一次，程雪清通过手机视频，连线当地电视台一档节目，借助媒体力量为东山保卫战中8名湖南籍烈士发布寻亲信息。不到一周时间，先后有4名烈士亲属通过节目组成功找到埋骨他乡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