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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开封：“六个重大”淬炼年轻干部实践锻炼再谱“开封篇章”******

　　央广网开封12月29日消息（记者彭华通讯员廖峰李启军）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新时代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越发注重“德行”与“能力”，迈上新征程，为了更好地培养年轻干部，践行“勇做时代高质量发展开路先锋”的使命，开封市委提出把抓实重大任务、重大事项、重大民生、重大项目、重大改革、重大创新“六个重大”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把选派年轻干部服务发展一线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探索出了一条推进事业发展与培养识别干部有机融合、一体推进的年轻干部成长新路径，谱写了年轻干部培养的“开封篇章”。

河南开封：“六个重大”淬炼年轻干部实践锻炼再谱“开封篇章”

　　益海嘉里项目服务专员张军超组织项目施工单位召开疫情防控闭环管理部署会（央广网发开封市委组织部供图）

　　2021年4月，开封市委正式启动年轻干部“六个重大”实践锻炼工作，在全市范围内筛选出50家龙头企业、50家双高企业、50家专精特新培育企业和50家重点帮扶企业，从市级领导分包的“三个一批”项目中，选取50个签约项目、50个开工项目、50个投产项目，分配给从基层中选派出的100名朝气富有活力的“六个重大”实践锻炼小组年轻干部，使这些年轻干部走进企业、走进项目，以实际行动解决企业、项目和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在实践锻炼过程中，年轻干部们还担负着企业党建指导员、项目服务专员、巡察专员、督导专员、信访专员“五大员”职责，指导企业党建工作，宣传惠企政策，协调具体问题，监督营商环境。

河南开封：“六个重大”淬炼年轻干部实践锻炼再谱“开封篇章”

　　吴元斐带领企业负责人推介企业新品——真皮学生鞋（央广网发开封市委组织部供图）

　　“驻企期间，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就是对我们年轻人的提升和锻炼，我们分析问题成因、寻找问题核心、梳理解决思路、执行解决方案，看到问题解决后，企业更加有信心地投入经营发展中，作为年轻人，我们也更加有信心做好今后的工作”12月28日，到帮扶企业沟通问题解决进度的开封市委“六个重大”实践锻炼小组成员吴元斐说。

　　在他的帮扶下，开封当地一家皮革企业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企业负责人陈海霞坦言：“吴元斐平均一周来我们这里4、5次，调研、摸排问题、告诉我们问题的解决进度。在他的多方奔走和协调下，我们面临的难题、问题一个个被解决，打从心里更加认可现在这些年轻的党员干部！”

　　开封市“六个重大”实践锻炼工作开展以来，企业对年轻干部的赞誉不绝于耳。据悉，截至目前，100名年轻干部累计指导企业新建党组织47个，党组织覆盖率达到93%，新发展预备党员163人；服务分包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52.3亿元，新开工项目84个，实际开工建设项目83个，开工率98.8%；应竣工项目45个，实际竣工项目31个，竣工率68.9%，“三个一批”综合成绩在河南省连续两次排名第一；协助解决企业问题726个，提供法律、政策信息1183次，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企业问题解决率均居全省第4。

　　与以往年轻干部实践锻炼工作相比，开封市委“六个重大”实践锻炼具有规模大、导向明、方式新、职责实的特点。经过层层把关，全市首批共确定100名年轻干部参与“六个重大”实践锻炼，人数历年最多。在选派过程中，把“最讲政治、最敢担当、最能干成事、群众最公认、人岗最相适”作为考察识别年轻干部的“黄金五条”，明确提出理想信念坚定优先选、工作实绩突出优先选、敢担当善作为优先选、有基层工作经历优先选，纸上谈兵型不选、不担当不作为不选、缺乏创新意识不选“四选三不选”原则，除明确报名人员职级须为正科级、年龄须为39岁以下、学历须为本科及以上外，加大从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行业调配干部力度，将报名人员身份放宽至市直机关、市直事业单位、市管高校中在编在岗的公务员（含参公）或具有干部身份的工作人员，破除阻碍干部交流的“玻璃门”“旋转门”，真正让有潜力的干部选得上、作风实的干部出得来。

　　为做好“传帮带”，由开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担任常务副组长的“六个重大”实践锻炼领导小组第一时间成立“六个重大”实践锻炼临时党委和临时党支部，所有选派人员进行集中办公，实践锻炼人员分组编入相应的党支部，选择统筹能力强、沟通协调能力强的成员担任各支部班长、副班长，确保年轻干部“长得快”“墩得实”。为使每名年轻干部在实践锻炼中职责清晰，开封市委为每名选派干部明确具体服务的项目、分包的企业，促进参加实践锻炼的年轻干部能够提升干部党务工作、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