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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创新发展综述******

铸就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新时代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创新发展综述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高度重视，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重大工作。军地双方适应强国强军大势，充分认清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意义，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行，把双拥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效，谱写了新时代军地军民团结奋斗、共创民族复兴伟业的辉煌篇章。

　　顺应时代，双拥工作组织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党、国家、军队建设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

　　“新形势下，双拥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发挥双拥工作联系军地军民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双拥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双拥工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军地各级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强化双拥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地位作用，紧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在顶层设计、工作运行等方面谋篇布局，建立完善新时代双拥工作制度机制，为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领导和工作机构持续健全。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负责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移交安置、优抚褒扬等工作，组织指导全国拥军优属工作；设立军队参加和支援经济社会建设领导小组，专司统筹军队援建工作；调整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39个成员单位涵盖党政军群各个方面……从国家到省、市、县，各级双拥工作领导和工作机构不断完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规则、职责分工细化规范，形成军地相互支持、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

　　政策法规体系加快构建。全国人大制定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修订国防法、兵役法；中央军委出台首部群众工作规定，制定《关于军队做好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意见》；军地有关职能部门相继出台关于加强军人军属优待、拥军支前、深入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进一步加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等方面的文件……各地积极研究制定拥军优属、军转安置、优抚褒扬等配套政策文件300余份，双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运行机制不断优化创新。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着眼平时服务保障、战时拥军支前，建立健全双拥系统应急应战响应机制；全国双拥办制度化落实成员单位专题协商、联络员工作会商、情况通报、军地合署办公等机制，解决矛盾问题、形成军地合力；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每4年命名表彰一批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持续掀起双拥热潮。河北、吉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军地各方领导带动，双拥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队广泛建立，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拥军机制日益健全，激发起新时代双拥工作创新发展的深厚力量。

　　凝心聚力，军民团结奋斗思想根基坚实牢固

　　近千封书信、数千公里路程，一头连着江淮大地，一头连着雪域边关。

　　从2021年春天开始，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和安徽安庆10多所中小学校的师生，通过“纸面”“云端”分享感动、传递温暖，完成一堂又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把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种子播撒进座座校园。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军地各级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引领，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聚气，围绕爱国拥军、爱民奉献深入开展双拥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军民同心合力投身强国强军伟大实践。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扎实有效。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布宗边防连与驻地村党支部结对共学，联勤保障部队大连康复疗养中心组织理论骨干深入社区宣讲，青海省军区借助军地联教联育机制让党的声音传遍雪域高原……去年金秋十月以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成为军地各级开展双拥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

　　军地各级普遍采取专题学习、办班培训、理论研讨等形式，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感悟军政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忠心永向党、奋斗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根基更加牢固。

　　——全民国防观念进一步增强。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

　　着眼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双拥意识和国防观念，组织开展“旗帜引领、同心铸梦”等系列双拥主题教育，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军营开放、烈士纪念日等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在民航、高铁、医院等公共场所设置“军人依法优先”标识；每年发布致双拥模范和优抚对象慰问信，评选发布“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召开全国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大会，隆重表彰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国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全社会日益形成的国防共识，串起了个人、家庭、国家的同心圆。

　　——双拥文化建设稳步推进。

　　“半条棉被”，反映了军民鱼水情深的鲜明标识：长征途经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下。2020年，这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被搬上银幕。

　　除推出一批讴歌双拥旋律的精品力作，军地还组织拍摄《新时代铸就双拥新辉煌》《情怀与担当》电视专题片，开展双拥歌曲、微视频和微电影主题文艺作品征集评选，并在主流媒体开设相关专题专栏；天津、上海、宁夏等地普遍设立双拥主题公园、广场和街区；内蒙古一支支乌兰牧骑活跃在一线，传扬军民携手戍边感人故事……双拥文化润物无声、遍地开花，持续激发广大军民爱国拥军、爱民奉献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强国强军，军地多层次全方位合作硕果累累

　　进入新时代，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军地奋力承担起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任务，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把支持部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部队官兵视人民为亲人、把驻地当故乡，形成军地合力良好局面，汇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航迹遍及7省区，飞播总面积超2600万亩，在陕北播撒出165个万亩以上连片绿化基地，这是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创造的绿色奇迹；与驻地巴仁乡十六村组织联建、产业联抓、文明联创，帮扶昔日贫穷落后的边疆小乡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文明村，这是新疆军区某师火力团交出的优异答卷。

　　放眼全军，他们是先进典型，更是生动缩影。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大力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参与重大工程建设180多项、生态文明保护项目860多个；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定点帮扶4100个村，协助发展产业项目8351个，帮助贫困群众92.4万人；在特色援建行动中，持续深化党建、教育、医疗等援建，结对援建“八一爱民学校”360所，对口帮扶地方优抚医院60所，在新疆、西藏等地建设“惠民驿站”100个……全军官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为国兴利、为民造福。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

　　助推改革强军战略。各地各部门积极协助做好军事用地保障、配套设施建设、水电油气供应等工作，支持建设1900多项军事重点工程。全国双拥办建立完善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采取专项调研、现地督导、挂账销号等方式，协调各地解决训练场地建设使用、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军事设施建设保护等问题。东部战区陆军机关组建后进驻福建省福州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前去走访，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20名异地调入的机关干部不到半年就搬进当地公租房小区。

　　服务部队备战打仗。各地大力支持部队遂行联演联训、跨区机动、海上维权、反恐维稳等多样化军事任务，扎实搞好演训场地、交通运输、安全警戒、后勤供给等保障工作，形成部队练打仗、地方练支前生动局面。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积极与边海防基层部队结对共建，帮助解决吃水、用电等实际困难。自然资源部、国家电网公司和山东省青岛市，投入1.92亿元专门为长门岩岛驻军铺设海底电缆、升级海水淡化装置。江苏省投入700多万元，帮助西藏山南地区基层连队建设保温板房，购买烘干机、防寒衣等生活物资，改善了官兵战备执勤条件。

　　关心关爱军人军属。全国双拥办指导各地常态开展“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活动，春节专项慰问边海防任务部队官兵，帮助官兵家庭办理老人就医、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实事2万余项。浙江省宁波市利用直播平台“云带岗”帮助2000余名退役士兵就业，组织免费为义务兵父母体检，采取“互联网+”就业服务模式破解随军家属就业难题，立起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鲜明导向。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地震突发时，洪水袭来时，山火蔓延时，子弟兵与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向险而行、生死与共；病毒肆虐时，军地医务工作者白衣披甲、合力阻击……在抵御自然灾害、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斗争中，军地军民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夺取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新蓝图已经绘就，新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黄明、梅常伟）

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