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区加速数实融合******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鄣吴镇的“扇艺共富”工坊,创业者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方式推介鄣吴竹扇。
夏鹏飞摄(新华社发)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数字社区研究报告(2022年)》提出,随着数字化应用向纵深推进,各行各业将迎来新一轮创新升级。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等关系也将因为数字化的全面介入而发生质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社区这一新型网民生态圈,正在成为数字生活的入口与数字经济的载体。
新型互联网社区兴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份,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互联网基础建设全面覆盖,实现“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数字技术给人们的出行、购物、社交、娱乐、就医、教育等各方面带来极大便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全面线上化、数字化。
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发展格局全面扩展,深化数字化应用成为大势所趋。《“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随着数字化应用的纵深推进,各行各业将迎来颠覆性变化,新业态、新模式日新月异。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网络购物、视频直播、远程会议等模式竞相发展。
数字社区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海量数据为流通要素,以先进的数字化交互手段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打造高互动的数字生活场景,建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连接,从而实现线上线下高效融合的新型互联网社区。数字社区成为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移动互联网产品形态。
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社区,数字社区具有普惠、连接、效率和信任四大特征,将物理世界的要素——人、产业、区域,利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在数字世界连接成一个又一个内容模块,多种多样的内容模块组成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形成数字社区内容生态,由底层技术/数据支撑连通这一生态系统,最终形成规模巨大的多边网络效应,让不同的人群能够基于普惠机制获得平等的数字化服务。
同时,依托人工智能、音视频技术以及AI芯片等软硬件技术的集群式创新,数字社区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形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出现也降低了社区创作者的门槛。
“数字社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载体,是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提出的互联网社区建设新理念与新模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敖立表示,数字社区通过多元化的信息交互技术搭建的内容矩阵连接起数亿用户与各行各业,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创造新场景、新机会、新模式,推动数实融合与数字中国建设。
深度连接产业与用户
回顾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史,从以搜索引擎和资讯服务为主的门户时代,到QQ、淘宝盛行的以社交和电商为主的用户时代,再到以美团、京东为主的便利快捷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便捷。自2015年首次提出“互联网+”概念后,互联网行业又迎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与盈利增长点,以快手等企业为代表的“高黏性、强互动”数字社区的涌现,不断扩展、丰富着人们的交互空间与生活生产消费方式,其间孵化、催生的大量技术场景赋能到实体产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今,数字社区深度连接了一个个产业与用户,不断提升用户价值、产业价值、社会价值,进而发挥数字化优势赋能传统产业,促进数实融合发展。随着内容生态的不断完善,直播、短视频等内容创作新领域分工越来越专业化,数字社区开始在引领产业数字化、稳就业与促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显示,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在经历了成长红利期后开始积极谋求转型,例如一些传统餐饮企业、实体店开始接入数字社区,用优质内容吸引留存用户,进行营销、团购等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多商业机会与客户资源。数字社区发挥数字化技术能力、产品能力赋能各行各业,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实现营销数字化、运营数字化和供给数字化。
如今,越来越多的产业和商业模式通过接入数字社区,从过去围绕线下展开转变为以线上场景为中心,实现数字化转型。快手科技内容总监袭祥德表示,作为一家高互动、强参与的数字社区,快手正在线上建立起广泛而精准的连接,成为人们数字生活的入口。随着更多人在平台建立信任连接,快手在数实融合和产业升级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持续在数字社区创造正向价值。
对互联网行业来说,大力发展普惠数字社区,打造互动性数字生活场景,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不仅意在拥抱实体经济,将数字化的动力带给千行百业,更有机会借此在产业互联网的“下半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随着数字社区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将在数字社区中进行,不断壮大数字社区的产业链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创新发展部副主任张倩表示,电商利用视频+直播的强互动、快反馈特征,与消费者建立并积累信任关系。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未来数字社区将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大、更丰富、消费形态更多的市场。行业的定制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原来无法被满足的个性化需求会被集中开发成新的服务;市场响应速度会更快,供给端的产品会更快得到消费端的反馈;市场中经营种类将会更多,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整体而言,随着信息技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改变,数字社区有望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增长极。
激发更多新应用场景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社区将深入赋能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能力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带动乡村振兴,并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社区直观性、便捷性、趣味性、互动性特点,互联网信息化成果将惠及每一位用户,以技术手段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社区可助力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报告提出,在一、二线城市社区,不仅在线消费、即时零售、社区团购等消费类需求旺盛,用户在娱乐、学习、就业等方方面面也提出越来越高的需求。数字社区依托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能力,让本地社区生活服务更精准、更便捷、更丰富。数字技术助力本地生活服务更加智慧化,打造数字社区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乡村振兴方面,数字社区除了建立农民和消费者直接联系的渠道,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成为培养乡村人才的第二课堂和基地。通过发掘有能力的乡村用户,为其提供产品、相关知识和资源,培养其成为乡村带头人,带动乡村发展。近期,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与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联合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依托快手“村播计划”,通过线下活动、培训指导、线上规模化运营、专项传播等多项持续性举措,培养数字乡村新主播人才。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拥有价低质优的产品,但受限于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资源匮乏,与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相比缺乏竞争力。普惠的数字社区为中西部地区充分挖掘产业特色、地区文化和旅游资源提供了全新媒介,通过社区平台、线上与线下结合,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实现区域产品优势互补。同时,产业的发展能带动人才格局流动,吸引一批有互联网意识、有技术能力的青年创业。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欧阳日辉表示,普惠数字社区为就业、创业和新职业发展开辟新空间,是新个体、新职业、微经济的承载地,数字城市社区与数字乡村社区建设相辅相成,共促数字中国建设。(经济日报记者 王轶辰)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