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装骑行 一种别样体验******
2022年上海绅装骑行活动
在上海黄浦江畔、北京胡同内外、成都太古里至浣花溪,一群衣着时髦的青年男女蹬着各式复古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新旧街区。他们的摩登身影与建筑景观交融,相机定格的每个瞬间都像一张张精美的上世纪画报。近两个月来,国内多地兴起绅装复古骑行活动。活动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一度登上某生活方式类平台的热搜榜单,引来不少网友的关注。
左为《音乐之声》男主、右为正义的cosplay
绅装复古骑行 造型靓丽引来路人拍照夸赞
上海,四川中路与南京东路交叉路口,红灯亮起,复古骑行自行车车队停下等待。几位大约六十来岁的叔叔、阿姨正准备过马路,却被一群青年男女的独特装扮吸引了目光。有人忍不住停下观看、拍照,也有人上前询问、夸赞:“你们是在拍电影吗?”“你们穿得真好看!”
这是一场绅装复古骑行活动,参与者的服装和配饰都经过精心搭配,被围观、被拍照是骑行队伍的常态。
正在上海某研究所读博士的正义是活动主创之一。如果看过电影《音乐之声》就会发现,他的穿着酷似男主角特拉普第一次出场时的装束。正义穿的是德奥交界地区的民族服饰,他在萨尔茨堡游玩时曾见到当地老人穿着这样的衣服。为了复刻这件夹克,他从东欧淘了一整套鹿骨扣子,又仔细挑选了最接近电影人物着装的灰色和绿色面料。
据了解,这次骑行活动共130人,分为8支队伍。从浦西出发,穿过老城厢的城隍庙、豫园,经轮渡抵达浦东,沿着滨江大道路过和平大钟、东方明珠,用骑行串联起城市的新与旧。
当黄浦江上的夕阳逐渐被夜色取代时,在游轮上,灯光、音乐、酒水早已齐备,他们将在此进行最佳着装的评选。
戴着金框眼镜、穿着米白色西装的Kristan,是上海一所艺术类院校的大三学生。他拿着话筒上前介绍自己的穿搭:颈间系着外公90年代的领带,无名指上戴着父亲十多年前在巴西买的猫眼石戒指。在投票环节,10多位参与者把口袋巾交到了Kristan手上,他获得了当晚的最佳男士穿搭奖。
Kristan是绅装爱好者圈子里的新人,刚刚“入坑”一年。他第一次穿西装是在高中成人礼上,第二次是大学时期参加音乐会,后来他开始逐渐尝试把西装作为日常着装。2021年,他在b站自学西装知识时,刷到了绅装骑行活动的视频。
“挺酷的。”他心里想,不如报名参加2021年的骑行活动,去看看圈内大佬们。他查看日程安排、确认活动时间,七八分钟后再回过头看报名链接,票已经抢光了。2022年,他提前做了抢票的准备:守在直播间等待报名链接公布,紧盯着电脑屏幕秒表倒计时,手上不停地点击刷新,“票不到一分钟就没了!”
正义为了参加骑行活动会精心准备着装
为在现场“隆重亮相” 参与者都会进行精心准备
抢到票的都是“幸运儿”。为了能在活动现场“隆重亮相”,参与者都进行了一番精心准备。
重庆的庞开中提前半年选择Loro Piana(圈内人称作“罗富贵”)防雨面料,定制了仿西班牙猎装风格外套,又在口袋里用丝巾增加“飘逸感”,准备就绪后专程飞到上海参加了骑行。广州的贴章花3000元复刻了美国一双1927年的皮鞋,他的朋友卡森则走低成本路线,选用不到700元的古着单品。但后来因为疫情,他们最终没能成行,只得在二沙岛附近骑着共享单车与上海骑行遥相呼应。
“平时我们喜欢考据,比如一个服装元素的起源、发展。但身边喜欢研究复古穿搭的人不多,不太有机会去分享穿搭背后的历史沉淀和我们的研究思考。如今,线下活动和线上分享是我们释放表达欲、认识朋友的一个渠道。”卡森说。
在绅装爱好者的眼中,绅装骑行就像一次文化盛会。有相近服装审美趣味的人可以借此交流穿搭经验,结识各行各业的朋友,还能见到在网络上关注已久的圈内博主。
绅装骑行活动将绅装爱好者聚集在一起
不少爱好者“入坑”时 也曾遇到周围人不解的眼光
其实,不少爱好者在最初“入坑”时也曾遇到周围人不解的眼光。20岁的Kristan穿上西装在外人眼中显得老成,以至于朋友聚会时衍生出一个固定环节——请新朋友猜他的年龄,他们的答案常常是二十六七岁。母亲最初也不太支持他穿西装,开玩笑说他长期单身的原因是穿着西装让人不敢靠近,想让他停下一段时间试试。
31岁的庞开中“入坑”7年了。他回忆,以前在纽约上学,常常看到曼哈顿的上班族西装笔挺,由此萌生了对西装的兴趣。一天,一身西装的庞开中与着装休闲的美国教授在电梯里偶遇。教授问他为什么每天都穿得这么正式?他结合《王牌特工》里的台词回答道:“西装代表态度,礼节造就君子。”
“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庞开中认为,着装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在国内,庞开中早年也曾因穿西装被误解。朋友调侃他去相亲,路人猜测他的职业是卖保险的或房产中介。父母也曾有点担忧,他的着装与周围人不同,或许会引来他人异样的眼光。
Kristan和庞开中表示,最初入坑时的着装都难免过于商务、严肃,后来在学习和练习中摸索出自己的风格,日常生活中也常用经典西装元素搭配。庞开中开玩笑说这是一群“臭美”的人,“美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理解,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繁忙都市人 扮成向往的模样
时下,社交媒体中传播的“绅装骑行(Suit Ride)”是正义2020年在上海发起的。他是一名90后,曾在荷兰、英国求学,也曾在伦敦参加过Tweed Run活动。
“那次体验很新鲜,大家有机会穿喜欢的衣服并和相同爱好的人一起骑车,很酷。”那时,正义刚开始对英式乡村休闲风格着装文化感兴趣,喜欢上了花呢、灯绒等较为粗糙的面料营造出兼具休闲与得体的感觉。当天骑行大约5小时,他随人群一起穿过伦敦地标建筑。
2018年回国后,组织完一场校友骑行聚会,正义偶然想起在伦敦的骑行经历,便在2020年与身边朋友一起组织了第一届绅装骑行。这次活动大约有50人参加,第二年便发展到了近百人。
“伦敦的Tweed Run办了十多年,规模大、参与人数多,更像是city tour(城市观光旅游),国内早期的Vintage Ride参与者更多是自行车爱好者,现在的Suit Ride更多是经典男装、复古穿搭文化的爱好者。而且我们更愿意设计一些游戏环节,对新人比较友好。”
正义表示,自第二届活动以来,有一些喜欢不同穿衣风格的玩家也参与了进来。虽然活动名叫绅装骑行(Suit Ride),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穿成经典男装的样子。活动在穿衣风格上是包容的,城市机能、美式工装、英伦复古、阿美咔叽都可以,只要好看得体就行。“今年获得最佳穿搭奖的新人比很多人入坑时间都短。他拿到冠军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有意义。说明玩的时间、年纪、工作、收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愿意来玩、愿意分享和展示自己的爱好,而且确实花了心思。”正义说。
“在不少城市,在日常生活中穿绅装可能有一定压力。这个活动是一个稍微有点‘浮夸’的场合,鼓励大家打扮,对不少人来讲有点像cosplay。我个人觉得,绅装骑行活动和漫展实际上有相似之处。虽然风格、路线、文化不同,但其实大家都是喜欢把自己装扮成向往的样子。”正义说。
“服装就是让人变得得体、好看。如果能从这些研究和实践中获得知识、经验、乐趣,总结出一套能体现自己意趣的风格,甚至是收获一份珍贵的友情,那么这个过程就更加意义非凡。”正义说,“其实绅装骑行就是希望创造一个繁忙都市人慢下来走近自己城市的机会,暂时卸下各种身份,扮成自己向往的模样。”(记者陈静 实习生 宋佳旻)
数字教科书:教育转型发展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可以说,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的必选项。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是国家教材的新类型,既有教材的一般属性,即它是关联教与学的核心纽带,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的一般属性,即开放性、个性化、交互性等。因而,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的应用、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以构建本国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保障数字教科书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事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的使用。
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的国家之一。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011年,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的行动计划”,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开发易于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的教育公平水平。2009年,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向来自12个学区的69所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包括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的教学项目、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如开发在线平台、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美国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是政府行为,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同年,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的规定,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2012年10月,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是主要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的数字属性,对国家信息化水平、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成本。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各国的应对策略不同,但均持多元路径、积极投入的态度。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在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的数字设备支出,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的立法工作,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方式。
在韩国,数字教科书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小学三、四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因而,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2007年,在数字教科书推行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六年级的部分科目,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表明,小学三、四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英语科目,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的数字教科书。换言之,除了小学低段的一、二年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在美国,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与此同时,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的审阅和评论,并撰写研究报告。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的学校参考。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换言之,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学生,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时间和频率的增加,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一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同时,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的事情;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用收集到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的热情越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但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学习态度也更积极,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它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知识跨度,信息素养、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所习惯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教科书的推广过程,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型过程,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的地,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持续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在项目培训方面,既有专门的数字化培训项目,如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也有一般类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的“信息化”专题,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39.8%增加到2018年的50.2%。在资格认证方面,2007年,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在学习社群里,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另外,2021年,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数字教科书资源,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